一剪梅

她出生的時候，正值盛夏。

蟬聲唧唧，在這個亞熱帶小島上、正是荔枝盛產的季節。鮮紅欲滴、碩美多汁的果實，曾讓楊貴妃露出傾城一笑、讓蘇東坡不辭長作嶺南人。家裡人看著啼哭的小女嬰，見著家裡一簍簍剛採下還帶著鮮綠枝葉的紅荔枝，便依此命了一個極富季節色彩的名字：丹荔。

父親是當地仕紳，一家子人之外還有長工、奶媽、僕役眾多人手。在五歲以前，她幾幾乎是不下地的，總是有這個抱著那個捧著。

長成青少女之際，她考上了女子高校，穿著制服從長長的街頭走到街尾，鎮上每個人都認識這位大小姐。因她日日要坐火車到大城市上學，從列車長到乘客都會交互提醒、看看大小姐是不是趕上車了，因所有人都知道若是錯過這班車，她便註定要遲到。總是要等到她上了車，車站的工作人員才會揮下旗幟、那班火車才會啟程，滿載著濃濃鄉親父老的關懷與人情。她酷嗜閱讀、嫻熟女紅，個性貞靜嫻淑，父親又從小替她與姊妹請了漢文老師；身為長姐，底下還帶著弟弟妹妹長大。不論哪個方面說來，都是拔尖兒一等一、水靈靈的人兒。

歲月如流水般嘩嘩流去，她出嫁時年方十九。

父親早替她定下娃娃親，與自己摯友的二公子結下親家。在那個年代兒女的婚姻，總歸是一句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。嫁入夫家不久之後，婆婆便因她的名字台語不好發音，替她另取了一個帶著鄉土氣息的名字：阿枝。文人的詩情畫意似乎也隨著她原有的名字自她的生命中遠颺，纖纖十指從此沾上了陽春水。

她的父親與阿翁是過命的交情，在阿翁娶二姨太時，二話不說便要赴席。母親躊躇地對父親提醒女兒是對方的媳婦，若他出席對方娶細姨的酒席，該讓女兒如何在婆婆面前做人？她的父親只是瀟灑一笑，答曰自己的摯友娶親乃天下至大喜事，如何可以錯過？仍是出席。

那一日的喜慶，有人開懷、有人心傷、有人尷尬難以自處。

命運如巨輪，轟隆轟隆地向前滾，被輾過的人們只能掙扎求生。

理當是門當戶對的一門親事，雙方都是家底殷實的一方仕紳，卻因戰爭變了色。

她的父親與阿翁俱是痴人，在日治時代的台灣卻一秉漢人的書生氣，要求子女學漢文，在海峽彼岸卻是用日僑經商身分掩護檯面下的抗日活動。太平洋戰爭時一艘自台駛向澳門的大船被波及船沉，全船盡數罹難、唯有一人獲救。那人便是她的阿翁，抱著一塊浮木在海中載浮載沉，抬頭只見一望無際闇寂的大海、倒映著冷冷的月光，除此之外別無人聲。書生氣發作起來、只在心中來回琢磨如何用詩句描繪此情此景，最後得出一句：「…滄海飄冷月」，越想便越覺得「飄」字下得好，自賞自嘆，竟也這麼堅持幾天直到獲救。

阿翁的二姨太在這次船難中香消玉殞，幾箱錙重、與在澳門買下孫科同一條巷子的房契地契亦付流水。阿翁九死一生、在醫院中住了三天，才終於撐著身體給她父親發了電報。

此後情勢更加險峻，阿翁經商賺得的金圓券、投資的日本債券盡數成了廢紙。年年月月，她帶著兒女在日頭好的時候挑挑撿撿，把這些債券拿出來曬一曬、晾一晾，一個院子滿滿都是。曬過的當晚常常會遭小偷，然而偷兒多半毫無所獲地離去。

國民政府來台後，她的小叔因參加讀書會發了些議論，某日被帶走後再沒有出現。大抵家中的男人多有些滿肚子不合時宜，在日治時代抗日、在國民政府時又成了黑名單。被登入了黑名單之後，時有警察入住處臨檢，三更半夜拿著手電筒照著一家大小從睡夢中驚醒、倉皇失措的臉。丈夫經商求職便常常碰壁，她便常就著微弱的燈光做女紅貼補家用，刺繡、編織、縫紉，年少時只是家裡人對女兒婦容、婦工、婦德的要求，成為賴以謀生的工具。

又過了許多年，兒女漸漸大了、各有各的出息，政治的風向亦鬆綁轉向。生活終於漸漸安穩，但她與丈夫已俱是白頭。

很多年後，她對女兒說起這麼一段故事：

那一年過年前，阿翁雅興偶發，買了幾枝蠟梅回家、說是要送給她插梅瓶。她接過那幾枝正值含苞、將開未開的蠟梅，只說了句：「這梅花這麼貴，該能換多少豬肉白米啊！」

她的阿翁一時無語，愣愣地看著她半晌，才吐了句話：「我對不起你的父親，讓你受委屈了。」

又過了許多許多年，她的女兒也有了自己的女兒。偶然間對自己的女兒說了這段故事，說完了故事，只道：「舊時王謝堂前燕，飛入尋常百姓家。」

女孩子聽的當下以為自己懂得，但其實並不真的十分體會得。直到賣了房子搬了家、兜兜轉轉到了異國，在超市裡看到一束束怒放的玫瑰、康乃馨等等花束，一束束都含稅要價將近甚至超過二十元美金。左瞧右瞧，終究還是讓那燦爛芬芳留在超市，買了蔬菜豬雞回家。